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“一把手”霸道行权现象，并提到多个案例，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、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，力排众议“关照”利益关系人。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“自家事”，对工程发包、人事任免、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“一言堂”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“一言堂”，还在用人中大搞“一句话”，任人唯亲唯利，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，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、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；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，“感觉自己权力很大，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”，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，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，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，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……

　　如果中美欧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能达成一些共识，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。其中一个关键正如中方在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所提到的，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，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；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，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。能否抱持这种健康的、建设性的心态，不仅关系到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效，也关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。

　　一些美西方媒体一看到中国安全官员访问缅甸，就下意识地对相关安全合作进行西方式“脑补”。他们有的戴着意识形态眼镜，暗示缅甸仍是国际社会中的“异类”，对中缅在安全上“走近”十分警惕；有的则联系缅北最近的战乱形势，将中国描述成试图干预，甚至操纵缅甸内政的一个强权。不得不说，这些想象都是高度西方化的，它们反映出来的是美西方政治精英头脑中的安全观，而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